[36]这两类基础建设用地由集体自己调配、提供。
宪法工程能够融合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知识、旨趣和功效。[37]Supra Note [19],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38]《国语·晋语（九）》。
我们时常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实正是强调了这种控制功能。[17]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4.[18]Neal E. Devins,Louis Fisher,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pp.217-239.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p.1-19.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与宪法发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6]同上注，[德]施密特书，第137页。质言之，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的使命正是安放主权者，让人民主权得以落实。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在围绕主权——制宪权建构理论体系之后，对政治宪法的研究需要回归探究宪法规则的逻辑与结构，运用民主制度解决具体问题，思考如何控制民主。政治学领域著名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就是指制度内的个体倾向于完成其在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尽的义务，以及决定其地位所应达成的目标。然而，实证宪法学又不能狭隘到和社会科学方法等同，因为我们怀着强烈的规范和价值情怀，尽管探究的是经验性问题，却把制度设计和改造作为目标，最终还要通过对规范与制度正当性的回应来作为结论。
[53]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0.[54]Giovanni Satoria ,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p.201. 李少文，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这些来自原则、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的约束（oblige），正是宪法发挥效力、宪法形成秩序的重要基础，它凸显了宪法的机器（machine）特征。[22]然而，宪法将如何体现并实现民主？这是我们从逻辑上自然而然的追问，这种追问形成了宪法工程的基本脉络。林来梵教授主张让宪法学返回规范，具体地说就是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致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
汉密尔顿问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28]答案是显然的。 注释:[1]例如王叔文、肖蔚云、许崇德等教授曾参与制定或讨论八二宪法，他们的很多论述解析了宪法制度的理据和效果，说明了什么是民主、追求什么样的民主以及通过宪法制度如何达到民主。
它很多时候都关涉到了正当性——回归到价值之形成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之所以成立为一个独立学科，释义学化乃是其基本特征。[43]See Cass Sunstein,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44]前注[7]，张千帆书，第37、38页。……视宪法条文、尤其是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文为无物，有些学者甚至明确认为它们是没用的……[50]不过，与其说政治宪法学不重视宪法文本（实定宪法）或者不真实解读宪法文本，不如说狭义的政治宪法学主要是将问题视域设定在了宪法有效性的问题之上。
[8]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理论的目的就是用简单的模型来说明复杂的现象。[10]同上注，张翔书，第12页。宪法工程既呼应价值塑造，又采用科学理路进行民主制度设计。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宪法作为规范体系借助法治逻辑实现效力，宪法的民主逻辑意味着宪法可以从制度设计、政治过程和后果保障等不同方面发挥效力。[25][法]西耶斯：《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68页。
宪法工程即意味着民主可以经由宪法设计，政治可以经由宪法控制。[51]但根本法总归要走向实证化、规范化，这就要分析根本法的规则逻辑和具体作用，它涉及到对规则的梳理和对经验的考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一直强调民主制度之于宪法工程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宪法工程只适用于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更为典型地反映了宪法内的民主逻辑，而且因为没有清晰的分析工具，它们长期被宪法学者忽视。现下界定的政治宪法学的概念和体系，围绕着根本法的价值生成和效力来源，通过社会契约理论推导宪法的民主性，却未能充分解答宪法究竟是如何确立民主的问题，当然也没有讨论宪法如何巩固民主。社会或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们无非就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的个人。何种民主？如何实现？这是宪法工程的任务。所有的宪法都要完成组织国家（政府）的任务，所有的宪法都必须对权力配置的制度选择做出规定——权力的区分作为基本原理就是体现。[43]三、宪法工程沟通规范与现实将宪法工程的概念引入宪法学将会引起宪法学方法论的争议。
尽管我们呼吁赋予并落实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却无从把握宪法到底能够给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带来什么。那么，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动机是什么？这涉及到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运用。
在政治学和宪法学领域，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张千帆教授就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总体上接受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因而也在宪法学领域推行这样的方法论主张。殷啸虎：《当代中国宪法实施的政治路径》，载《法学》2014年第11期。
正如它最初是由人来制成的，同样还须由人，甚至由普通人去操作。引入价值论证，也就引入了人们的意志与偏好，引入了我们对现实的某种理解和判断。
[5]民主逻辑揭示了宪法的政治法属性，是宪法核心目标和功能的直接体现。例如，宪法所设计的立法与行政的关系被类型化为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等不同形式，这些制度本身都是具体的规则，同时也内涵了一系列的激励方式，包括权力（职位）分配、制衡关系、选举制度等。只不过它们是宪法与政治活动参与者之间互动的结果。[1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页。
反思这些制度性问题也是中国的需要，甚至可以说，宪法工程不只是未来学，而是当下理解中国宪法品格、廓清宪法制度内容、思考宪法效力实现模式的基础。而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政治活动参与者反向作用于宪法的行为，例如对宪法的解释、建造、创造和革命，[17]它们是发展宪法的重要方式。
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实施的内涵与方式产生了很多争议，[16]正是因为在违宪审查这种后果控制的实施方式之外，我们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概念和理论来说明宪法的作用空间和效力形式。[46]实证宪法学则主要讨论与宪法相关的经验实证问题，包括大众和精英的政治行为、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及其成本、制度设计等方面。
人权保障的目标和任务往往也是立基于宪法组织民主并巩固民主之后。这种效力固然是宪法秩序的重要基础，是宪法权威的重要保证，但并不能说明宪法的全部效力形式和形成宪法秩序的全部过程，因为它无法涵盖宪法在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中的作用，宪法工程正是在这个层面加以运用。
而且，宪法秩序的形成不仅仅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的作用只是校正性的、补充性的，而制度和规则的塑造作用还可以立基于宪法自身的引导模式（宪法作为规则和程序）和激励模式（宪法作为动力机制）。最佳的情況是用最简约的模型解释所有的现象。然而，宪法中的民主制度如何利用释义学展开？有学者就批评释义学只看到了宪法中的权利规范，却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宪法。在民主与宪法的关系上，宪法工程将宪法视作设计、确认和控制民主的主要程序、动力和工具。
老派宪法学家曾深刻耕耘过这些问题，他们针对宪法与民主的关系提出了具体主张并建成了现下的民主结构，在宪法时刻到来时推动了宪法变迁依此，作为新一届人大的十四届全国人大虽然在1月选出，但其正式履职要从3月开始。
五是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包括财产权（第13条第1、第2款）、劳动权（第42条第1款）、休息权（第43条第1款）、社会保障权（第14条第4款、第44条）、物质帮助权（第45条第1款）。另一方面，以人民主权原则为逻辑起点，全过程人民民主耦合了政权—人权—治权的核心命题，建构国家制度体系、基本权利体系和国家权力体系，以此塑造中国特色的宪法体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广实践奠定宪制基础。
[53]参见桑玉成：《拓展全过程民主的发展空间》，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时隔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进行了修订，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固定语汇第一次出现于宪法相关法。